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，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从而衍生了很多的环保设备公司，我们千友环保就在其中。迄今为止，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，已探索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主要由技术手段、行政手段和包括环境税、资源税等在内的市场(经济)手段构成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。其中，市场手段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中环境风险管理工具的构造主体。理论上，作为环境风险管理工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任何一个工具的“缺位”，都会对其整体的协同效应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，因为它们之间是天然啮合的，具有内在的依存性和互补性，尽管它们之间客观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效应。

本质上，市场手段的产生，可视为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相互间利益博弈的均衡解，属于典型的“自发秩序”。也正是因为市场手段在其自然演化的过程中，不可能介入“生态环境保护”责任因素，以至于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环境风险管理工具的“短板”，如为发生环境事故的企业之外的第三者(环境污染受害者)提供权益保护机制(经济补偿等)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(下称“环责险”)就是其中的“短板”之一。在这种意义上，环责险的诞生，源自生态环境保护这一社会责任驱动的结果。

现实中，因生产经营和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导致的环境突发事故并不罕见，该类事件一旦发生，大都因企业倒闭等原因无法支付环境修复成本和赔偿费用，结果给受害者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。从理论上来讲，该类事件的发生具有高度的“不确定性”，是无法避免的“随机事件”。这意味着，仅靠供(保险机构)需(企业)双方的力量来推动环责险制度建设是十分困难的。因为在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作用下，供需双方的选择是建立在完全自主的、自愿自觉的行为基础之上的，而“随机事件”因素的存在，使得“看不见的手”并不能成为环责险制度演进的“稳恒态”的充分条件。

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我国就先后在大连、长春、沈阳等地启动了环责险试点工作，但进展十分缓慢。直至2006年6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要求“采取市场运作、政策引导、政府推动、立法强制等方式”发展“环境污染责任保险”后，环责险制度建设才驶入了快车道。这表明，推进环责险制度建设，仅有基于社会责任驱动的保险机构自身的努力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“看不见的手”和“看得见的手”的共同发力。

2015年9月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明确提出“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”，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(下称“强制环责险”)制度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的视域。2016年8月，央行、保监会、环保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就“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”问题作出总体部署。即将出台的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。

那么，走向“强制”一定是我国环责险发展的必由之路吗？回答显然是肯定的。这是因为，环境问题具有负“外部性”特征，仅靠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力量是无法自我演化出一套系统的环境治理机制的，而破解这一困局的唯一手段，就是要借助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的力量，以修弥市场机制缺陷，“统筹解决”环境难题。这就要求，“外部性”所及范围必须被“统筹解决”机制所覆盖。实行强制环责险制度，其实就是这一“统筹解决”机制中的重大制度安排——建立覆盖全国的“统筹解决”机制。环责险之所以要“强制”，且在全国范围内“强制”，其真正涵义也就在这里。说白了，也就是为修弥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失灵缺陷，借助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的“强制”力，为环责险制度的演进提供一个到达“稳恒态”的“约束条件”(充分条件)。

保险机构视角下的强制环责险的作用机理是，企业环境风险事故的赔偿责任全部交由保险机构“承担”，这将“倒逼”保险机构在承保前开展环境风险排查，合理确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，做到环境风险损害与保险保障相匹配；在承保期间适时进行“环保体检”，及时为投保企业安装绿色发展“安全阀”。也即在强化投保企业风险监测和预警管理，减少自身环境风险赔偿责任的同时，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环境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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